田野调查（简称田野）是个童话般的过程。对研究民间文化的人来说，最有意思的一面、也是最容易被提及的肯定是田野。田野过程的存在影响了很多很多人：看看有多少学生是因为爱田野而去学人类学、民俗学、民族音乐学的呢？在童话般的田野里，学者们有着活泼灵动的时光，而且看起来既有大同世界的关怀，也不失某种智慧上的精英优越感。如此，田野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工具，还是学者自身形象的完美象征，世界上还有哪个职业有这样的浪漫画面呢？正因为这种浪漫过程，世界上说着不同语言、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们才开始阅读彼此的文化。

       田野有时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，成为了教条。我亲眼在民俗学的研讨会上看到过教授们讨伐 “不田野者” 的不轨行径，那些可怜的文献学者们只好抱怨：“我们的文献研究路数好像很难被唯田野者们接受”。任何教条都会让我们产生一些偏执的想法和做法。比如，在阅读很多基于田野的学术著作的时候，最让我头疼的是文献综述部分的千篇一律。尤其是对古文献的综述上，好像大家都是在引用同样的史料，用同样的语气来解读这些史料。当然，这在只顾田野的人看来没什么，他们可能会说：“最有价值的是我的田野原创部分”。但是，学术终归是种对话，没有好的文献综述，那感觉便像是学者在自己的世界里去编织一个童话。

       当然，忽略文献仅仅是问题之一，过分沉醉于田野的浪漫中甚至会让我们连一个童话都写不好、让我们疏于思考“如何把田野写下来”这个问题。我每年也要做田野调查，之前我有一个很自负的做法，总喜欢把随便压马路的经验也当成田野展示给别人。当然，广泛地讲，人生就是一场田野，写写短浅的见识，总是对写作有帮助，这不是问题。问题是，当这种浪漫的幻想占据我的脑子的时候，我能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就不够了，写作的质量就大打折扣。这时，即使我去写作，也很难进入一种理性反思的状态去把田野写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 就像世上有读不完的书，世上也有着做不完的田野。就像一个人写作不可能总引用别人的文字，一个人也不可能总是沉浸在田野中而鼓捣不出思想。如果田野真的是学术的全部，那些职业旅行家们为什么不去做学者？同时，“以为调查过一两次就充专家” 这样的声音其实是种误解，批评的人一定是混淆了学术写作和游记的区别。好的学术作品其实能在有限的田野经历中讲出道理。

       我所在的学校的田野调查课程分两段，修完要花一年的时间。第一段是一些基本的技能：采访、抄写、录音、整理等等，这些都是人们通常印象中的田野。第二段的“高级田野”，则将重点放在了笔头上：怎么将田野经历写好？这其中包括了临时的记录、阶段性的成形写作、以及对最终文体的文风改进(voicing)。这个过程就象是制作一张唱片，需要经历一个录小样，发EP，试听不同版本、最终定版、再到母盘master的过程。

       Clifford Geertz在他的《Works and Lives: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》一书中论述过作者权威的问题，让人可以想象到学术著作的本质是树立这种权威性；这种权威性是需要用写作来炼造的。这点上，学者和小说家的意义是差不多的。学者也需要在笔头上画出图景的轮廓，雕琢一些细节，还需要整体的打磨。学者和小说家的唯一不同是，学者写的是他看到的田野，小说家带来的是想象中的田野。和小说家一样，学者完全可以在写作层面上发挥创造性，行文风格都十足地影响着表达的效果。在这个层面上，田野就成为了一个待加工的素材，谁能加工得有质量，谁就能有更多的读者。可惜的是，很多学生没有这种下笔头的行动力。

        懒于写作，会耽误多少学生呢？纵然学术大师的接班人可以嘲笑媒体人的浮夸，但是一个事实却是，写东西的质量确实是有差别的。很多学生（包括我）写的文章质量不高的原因往往是田野带来的个人的想象太过强大，而忽略了写作作为社会对话的本质。换句话说，对田野的迷恋很容易让写作的人忘记了他的本职工作－－为社会贡献文字。我有一次去录音，录出来的东西我反复和朋友说好听好听，意义非凡。不过，纵然我使用再多的感受性词汇去描述，朋友依然很难理解，并且对我说：“你说有意义那是因为你亲身经历过。” 至于怎么好，怎么有意义，则需要更多的笔下工夫去说明白。

      现在，谈到田野，很多人都会问我：“你是不是要去大山里听村民唱歌啊”。我说，那样的事情旅游去做就好了。“其实我的田野是在一个可能你会觉得无聊的音乐机构里，但是我应该能把这无聊的经历写好”。我还会和朋友说，世界上有一种我很喜欢的学者：他们专心做田野，然后严谨地写田野；他们在不学无术的时候还到处旅游，会给你讲讲鸡飞狗跳的奇闻轶事，就像个普通游客一样，完全没有 “田野工作者” 的派头 。